[摘要] 针对房地产业发生重大趋势性变化和面临极度困难的紧迫情况，建议在抑制投机性炒房的前提下，进一步取消制约，优化调控政策，大力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正在进行中的两会上，地产企业家代表、委员的发声引人注目。从房地产的黄金十年走向白银时代，从立足原点奔向触网转型,从单纯地产公司走向多元企业，从国内出发奔向海外攻城略地，极具精彩的他们会以怎样的视角关注中国发展？《投资时报》将6位地产大佬的两会提案和议案呈上，以飨读者。
政协委员黄红云：
弱化或取消土地增值税 增加房产税
黄红云 金科地产集团董事会主席
第十二届政协委员
房地产业是当前我国的支柱产业之一，具有拉动其他多个产业、支持城市建设、改善民生等重要作用，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之一。
然而，自2014年以来，国内房地产景气度下滑，投资增速放缓，土地市场出让面积、金额，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和成交均价同比下滑。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房地产开发投资达95036亿元，相比2013年回落9.3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达12.06亿平方米，比上年下降7.6%。
为刺激消费，确保经济稳定运行，地方政府纷纷取消限购，为楼市松绑。截至目前，46个限购城市，仅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仍执行限购政策。
但是，房地产业情况并没有出现明显好转，行业整体销售低迷，库存高企，利润下滑，部分企业和项目已经出现严重亏损，特别是一些中小房地产企业极度困难，处于资金链断裂、濒临破产的边缘。主要问题有三。
一是楼市松绑政策执行不彻底。虽然地方政府取消限购，“央四条”取消限贷，但是各地商业银行对政策的执行力度打了折扣，7折低房贷利率几乎没有，令救市政策雷声大雨点小，难解近忧。
二是金融机构“嫌贫爱富”，令中小房企雪上加霜。随着市场的低迷，金融机构对房地产企业的授信收窄，资金控制日益严格，中小房企出现资金紧张和市场变化的双重夹击，一旦出现还贷，银行出于自身风险防范，往往采取“一刀切”式的抽贷和停贷，直接导致部分中小房企资金链断裂，出现“老板跑路”的情况。
三是政策偏见未除，房企压力过大。随着市场变化，房地产业已经发生了趋势性的改变，行业利润不断下滑，但在税、费征收方面，仍被视为不被鼓励的高利润行业，执行较高税率和费率，对房地产企业，无论盈亏，均实行预征企业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增大了企业压力。
针对房地产业发生重大趋势性变化和面临极度困难的紧迫情况，建议在抑制投机性炒房的前提下，进一步取消制约，优化调控政策，大力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一是采取积极手段，激活房地产市场消费。进一步取消各种限贷、限购政策，下调首套房首付比例，鼓励改善性需求的二套房购买，出台购房货币补贴政策，减免购房契税，放宽二手房交易营业税免征期限等。
二是要求金融机构加大对地产投资的支持。要求银行放开开发贷，降低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成本。对有困难的房企，尽量解决房地产企业正常的项目贷款投放，房企到期贷款可按照银监会新规直接展期而无需先还再贷，尽可能避免抽贷、弃贷的情况发生。扩大授信贷款额度，提高按揭工作办理效率，缓解房地产企业资金压力。
三是进一步对各种税收、规费进行优化。如：将房地产企业购买土地及支付政府规费成本纳入增值税进项税额进行抵扣；将红线外成本纳入土地增值税清算扣除范围；取消企业所得税及土地增值税的预征；弱化或取消土地增值税，增加房产税等。
政协委员许健康：
把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列入城市规划
许健康 宝龙集团董事局主席
第十二届政协委员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体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竞技体育大国。但也应该看到，体育运动的普及率、参与率非常低，据有关方面数据表明，我国初中生课外参与体育活动人数为8%，而日本这个比例达65.4%；据新公布的体质检测报告，中国青少年肥胖率比10年前增长近50%；近视率从10年前的20%增加到当前的31%；中国人7成处于亚健康状态。国民体质下降，可能由环境、社会发展和个人选择多重因素所致。但从根本上看，国民体质和国民的精神状态与全民体育的发展程度不无关系。我们应当高度重视推动全民健身运动，让每个国民都拥有起码的强健体魄和健康的生活，让国民在健身中减轻压力、释放活力、增强自信、振奋精神，让体育在促进国民体质改善上的价值和提升健康的精神等作用得到充分体现。
为推动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1.像抓基本国策那样抓好全民健身活动，大力普及科学健身知识，增强公民健身意识，引导全民健身事业健康发展。
据调查，当前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约为3.6亿，与全民健身要求相差甚远。目前国家已把全民健身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是事关国民体质改善的大事，也是事关国家发展的大事。身体活动已被证实是预防和治疗慢性病的良方，增加身体活动除能改善病人整体健康状况外，已被证明能有效治疗和预防40多种慢性病。各级政府应当通过各种形式和活动，向国民普及科学健身知识，针对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健身提供有效解决途径。引导广大公民通过健身和自我保健，改变亚健康状态，并在参加健身活动的受益中，不断增强全民健身意识，成为全民健身的自觉参与者和积极推动者。
2.把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列入城市管理和规划。
目前我国共有体育场地169.46万个，建筑面积2.59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46平方米，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场地的分布不平衡，分布在城镇占58.61%，分布在乡村占41.39%；东部省份与西部省份的分布也存在悬殊的差别。据2004年体育场馆普查显示，体育场馆仅有41%为开放和未开放，不对外开放的占到59%之多。公共体育设施是全民健身的基本需求和保障，国家应列入城市管理和规划，并提高公共资金对体育事业的投入，完善体育场馆建设和布局，提高公共体育设施的服务功能和覆盖面；政府有关部门应制定并完善体育场馆的管理制度，提高体育场馆的利用率，引导多数场馆向社会开放，以方便国民健身活动。
3.发挥各级政府、协会和群众团体的作用，经常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丰富人民群众体育文化生活。
我国在举办国际重大赛事，如奥运会、亚运会等大型国际赛事非常成功，获得世界的高度评价和赞誉，但是在组织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却不尽人意，比如马拉松比赛，美国每年马拉松比赛近700场，日本也超过400场，而我国2014年的马拉松比赛却不到50场，我国人口多，地域辽阔，改革开放以来各种体育设施不断加强，各级政府应当主动牵头搭台，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比赛和活动，丰富发展群众体育事业。
4.出台政策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全民健身事业。
全民健身事业离不开企业的参与，政府在严格城市规划管理的同时，要有意识地协调房地产企业，增强社会责任感，要在有限的开发范围内，开辟一定的公共空间和绿地，提供一定的健身设施和场所，丰富社区的健身活动；政府应因地制宜，制定一些优惠政策，鼓励引导企业投资建设体育场馆和设施，参与运营和管理，让政府、企业、百姓共同享受全民健身的红利。
总之，我们要把思想统一到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要求上来，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应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提供体育公共服务上来，为实现全民健身的目标努力奋斗。
政协委员黄其森:
自住型商品房可适时退出
黄其森 泰禾集团(21.39, 0.06, 0.28%)董事长、总裁
第十二届政协委员
与中国经济相脉动的房地产行业，某种意义上已经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之时，房地产亦概莫能外。
习主席说过，“人民有理由期盼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从这个角度，我一向认为，改善是个长期过程，中国的房地产依然大有作为。为此，我在以下方面提出建议。
1.商品房配建保障房建议异地建设或竞拍专项资金。
开发商取地模式，目前是达到土地价格高限时，竞拍配建各类保障房或自住型商品房面积。同一地块，含配建房，两者房价天差地别，客户天差地别，服务需求天差地别，硬是配到一起，谁都不太舒服，也容易造成社区品质降低。这是不争也是无法解决的事实，务必面对。
因此，我建议异地配建保障房，专项建设。竞拍配建保障房的专项资金，由政府收集，专款专用，对外公开。
有人建议在北京取消单价5万元以上的商品房的限购，给“北上广深”的限购政策松松土。这有道理，但不如以总价为标准。
像北京这类城市，近年来也盖了不少小户型，如五六十平方米的，5万元单价折合总价是300余万元，这类房源也有不少需求。但总价在1000万元以上，是个门槛，不是一般普通消费者能承受的。这几年北京每年顶多消化两三千套，无伤大雅。放开这类住宅限购，去行政化，可以活跃市场，增加税收。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北京土地的楼面价动辄三五万元，开发商只能往高端做，豪宅化或被豪宅化将是较为普遍的现象。限购松绑，是豪宅销售的出口，也是今后土地拍卖的出口。
3.自住型商品房可适时退出。
北京自住型商品房的推出，旨在解决夹心层的住宅问题，平抑整体房价，目前来看达到了预期效果。
随着房价走缓，自住型商品房政策价格优势正在不断减弱，导致弃购现象大量增加。加之，规划与户型设计的瑕疵、地段偏远、配套不足、未来出售的种种限制等问题，让自住房原本优势的吸引力大幅下降。
调控不能僵化，要动态调控，适度调控，适时调控。稳定住宅消费，到了必须考虑自住型商品房退出的时候了。
4.建议设立“中华建筑文化奖”。
我建议设立“中华建筑文化奖”，鼓励新中式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目前，在中国建筑(6.05, -0.01, -0.17%)行业，的奖项不少，如鲁班奖、詹天佑奖、梁思成奖、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绿色建筑创新奖，但基本上都是针对工程质量、建筑设计的奖项，针对传承和创新中国建筑文化的奖项还没有。
“中华建筑文化奖”的奖项，可专门用于奖励具有中国特色、承载了中华文明、符合国人审美情趣的建筑，以此来鼓励城市管理者、开发机构传承和创新中华建筑。中国梦，也是文化自信梦。此举也可以呼应习总“不要搞奇奇怪怪建筑”的观点。
人大代表胡葆森：
加快推广实施PPP模式
胡葆森 建业地产董事会主席
第十二届人大代表
近年来，随着国家推行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公共财政、民生建设的大力推进，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框架初步形成，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不足、覆盖面窄等问题得到初步解决。然而，与群众期盼相比，与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目标相比，公共服务资源在区域间的配置不均衡问题依然较为突出。
随着各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公共服务的质量及多样化诉求日趋强烈，优质基本公共服务在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的供给仍显不足，推动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在区域间的均等化配置，成为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
从改革的实践看，我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依然面临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1)相对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而言，我国政府财政支出长期偏重于经济建设，而忽视了对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形成了“GDP至上论”的政绩考核体系，缺乏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能力的评价和衡量标准，导致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职能薄弱。
(2)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财政收入低速增长将进入常态化。然而，国民收入的增加、人口结构的调整以及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将带来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数量的增加和质量要求的提升，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和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持续扩大，对政府财政支出的约束压力将越来越强。
(3)我国当前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长期以来形成的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的人口管理模式，直接导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正演变为城镇内的二元结构—户籍居民和非户籍居民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权利实现程度差异较大，制度导致群体间所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权利不平等和社会分化矛盾日渐突出。
凡此种种原因，都影响着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均等化配置，同时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为此，我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推进公共服务资源在不同区域和群体之间的均衡配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1.建立健全相关考核机制，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实现区域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关键是要强化并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建议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以公共服务建设为导向的地方政府政绩评价体系和问责制度，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约束与监督，实现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比重，形成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的财政支出结构，逐步使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成为财政支出的主体。
2.加快推广实施PPP模式，借助市场化力量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城乡公共服务设施投资需求规模巨大，仅仅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已不能满足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巨量资金需求。建议在城市燃气、供电、供热、污水处理等市政公用设施及公路、铁路、机场、医院、学校等项目建设运营中加快推广实施PPP模式，更多地将政策及项目执行落实于民间资本或私营部门。在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的同时，提高项目的建设、运营效率，为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产品。
3.完善相关财政制度，建立基本公共服务成本分担机制。
政府主要的事权就是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建立适应公共服务型政府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是推进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和基础。建议改革公共财政体制，合理界定不同层级政府供给基本公共服务的成本分担机制，适当增加地方政府在税收分成中的比例，让直接承担公共服务供给责任的基层政府拥有更多的财力保障，促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同时，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央补助资金更多地向中小城市和困难群体倾斜，保障不同区域和群体间居民享有水平大体接近的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发展。
4.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
当前的户籍制度形成了群体、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障碍。建议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的要求，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同时，改革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的模式，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常住人口全覆盖，让更多的人得到平等的发展机会和生活保障，进而从根本上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政协委员任克雷：
建工业设计大数据分析应用平台
任克雷 华侨城集团首席顾问
第十二届政协委员
设计行业大多是创新型、中小型企业，很有活力和开拓精神。近些年来有很多设计创新企业以及“创客”发展迅猛，特别是2014年国务院相继出台了《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后，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社会越来越重视工业设计的发展，设计创新也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设计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创新能力和工业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大力发展工业设计，是丰富产品品种、提升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手段；是创建自主品牌，提升工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消费需求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经济发展适应“新常态”的重要选择之一。
对于设计服务如何适应“新常态”，有五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1.从国家战略角度出发，建立工业设计大数据分析应用平台。
以数据集成、数据分析、数据析出、数据应用为主流程，为制造业提供全球范围内的趋势预测和研发设计数据依据；建立设计驱动颠覆式创新公共服务平台，以模式研究、人才培养、创新加速、产业孵化为核心模块组成，以公共服务平台的方式拉动我国制造业形成新的创新方法、找到新的发展路径、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建立全球智慧融合创新信息化网络，通过“众筹、众智、共享”的信息平台，凝聚全球创新成果提供者和制造业需求者，建立知识产权交易市场、人才交流等支撑平台，打破制造业创新能力不足的瓶颈，为制造业提供国际领先水平的创新动力支撑。
2.加强财税金融支持政策。
以深圳为例，全市各类工业设计机构有6000多家，约占60%，同时深圳也是创客的聚集地，媒体称之为中国创客的好莱坞。政府应关注这些创新型的中小微企业，对设计创新机构，尤其是民营的设计创新机构的发展进行推动及扶持。希望政府与相关的金融机构和行业协会成立专项基金，政府以初期资金和政策进行引导，进行市场化运作，对工业设计创新企业及工业设计项目给予孵化，以解决目前设计创新领域所面临的研发力量不足、系统化的研究资源不集中等实际发展问题。
3.完善人才培养机制。
健全工业设计人才培训机制，开展多层次职业人才培训。鼓励企业积极引进海外高端设计创新团队和人才。培养和推出一批中国的工业设计大师，积极引入一批国际工业设计大师，带动人才的加快成长和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建设工业设计人才校企培养基地，鼓励高校、职业培训院校、社会培训机构与工业设计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对接，开展多层次、多类型的工业设计专业教育，有针对性地设立与工业设计产业相关的专用学科，支持院校与企业联合建设工业设计产业实训基地和订单式人才培养基地，加快培育工业设计紧缺人才。《国家职业分类大典》虽然已有工业设计职业类别，但还未出台具体的有关工业设计方面的职称评定制度，希望有关部门加快步伐，建立工业设计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开展工业设计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评定工作。
4.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创新环境。
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协调机制，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严厉打击各种侵犯工业设计知识产权的行为。完善知识产权服务机制。鼓励工业设计自主创新所形成的成果及时申请注册登记，强化知识产权社会中介服务，帮助企业建立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形成贯穿于工业设计产品创作、生产、流通和消费全过程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5.创建国际化的设计研究院，提高设计创新服务能力。
如韩国1970年成立的设计振兴院（KIDP），是韩国产业资源部的直属机构，负责韩国政府推动的设计产业发展的设计提升推广等多项工作，自成立以来为韩国设计兴国做出了卓越贡献。目前中国虽然也建立了一些设计研究中心，但国际化程度不高，设计创新服务能力不足。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深圳率先联合全球各国设计力量发起成立了中国国际设计研究院，这是一个基于中国本土、连接海外各国设计组织的国际性创新驱动公共服务平台，通过整合全球设计智慧为中国及全球范围内提供国际领先的设计研发服务，促进设计服务和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关注这个首创的国际设计研究院项目，给予具体的指导政策支持，加快项目落地实施和建设步伐。
政协委员郭广昌：
鼓励连锁药店开办诊所
郭广昌 复星集团董事长
第十二届政协委员
作为我国社会卫生医疗体系的重要补充，近年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服务站已获得了长足发展，并成为向居民提供基础诊疗服务的重要基层医疗机构之一。但是，在社会基础医疗得到发展的同时，我国居民仍有大量基础就医需求尚未得到满足。但另一方面，社会零售药店作为覆盖范围更广的医疗相关机构，其软、硬件乃至专业人才等资源在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方面的潜力还没有被充分消化利用。
以国内较早开展基础医疗体系建设的上海市为例，目前上海市已有30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670家服务站在全市范围内提供基础诊疗服务，但由于社区医疗机构数量仍然有限，患者接受社区医疗机构服务的时间成本较高，居民的部分简单诊疗、保健需求仍需进一步解决。同时，这些社区医疗机构还受其规模制约，存在药品数量限制、种类限制、额度限制等问题。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相关政策精神，社区卫生服务应充分利用包括政府、社会、市场等各类资源和优势机制实现综合发展。社会零售药店因其分布更为广泛，可在提供专业药品服务的同时为简单诊疗服务提供充分的场所、人员和配套服务资源，即开展基础门诊诊疗服务。上述模式也已被国际和历史经验证明在方便患者就医配药，在提高基础医疗服务效率方面是完全有效的。
通过社会零售药店提供基础医疗服务，首先有利于进一步分流各级医疗机构的就诊压力，方便患者就医配药，提高社会医药卫生整体服务效率；其次有利于医药卫生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降低社会成本；第三，有利于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高基层卫生诊疗服务的质量。
同时，为保证通过社会零售药店提供基础医疗服务可以有效落地，还应同步构建家庭医生基层医疗服务体系。这将令非公医疗机构的从业医师有机会、有渠道参与承担更多的家庭医生职能，从而以市场化的手段促进当前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其意义主要包括：一是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我国基础医疗服务质量，并以服务引导百姓居家问诊、基层就医；二是为非公医疗机构参与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建设，以及构建公立主导、非公参与的竞争性医疗服务供应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三是还将提高非公医疗机构医师参与家庭医生的积极性和全科诊治能力。
因此，我建议积极探索以社会零售药房为载体，以家庭医生、医生多点执业制度为保证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引入社会资本，通过开放社会零售药店提供基础、简单医疗服务的限制，引导群众基层就医、分级就医，终实现推动医疗服务提升和医改深化的目的。
1.关于鼓励连锁药店开办诊所。
(1)建议医保、药监、卫生等部门协调出台专项改革意见，明确鼓励经过审核的零售药店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吸纳社会资源来提供门诊诊疗服务，分担常见病、多发病的简单诊疗社会职能。
(2)建议卫生、药监部门出台配套细则，明确规定药店提供门诊服务的准入条件、资质要求、审批程序等；同时清晰划分专项规定诊疗的病种范围、行为规范和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等。
(3)卫生、药监部门在准入规定中明确门诊部的处方内容实现全部电子化和网络化查询监控，监管部门对其服务内容进行检查评估，评估结果直接影响零售药店的经营资质和相关医师的执业资格。
(4)医保部门对符合准入条件的门诊部处方授予一定范围的医保支付资质，换取医保支付范围内合理的价格折扣，从而鼓励和引导零售药店通过市场竞争进一步降低药品费用负担。
2.鼓励家庭医生入驻合格社会药房开办的诊所。
允许家庭医生就近服务签约居民，并形成考评机制；逐步实现利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手段，降低政府主办基层医疗服务体系的成本。
3.鼓励获得资质的全科医生在社会药房开展基础诊疗服务。
积极试点自由执业医师执照，允许其与多个药房的签约，提升服务范围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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