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面部署了新时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近十年来，我国财税、金融、价格、国有企业、农村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去年7月7日，国土资源部公开了首次土地违法问责结果，有73个市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被处以党政纪处分，但无一人被撤职。按照部署，国土资源部将在今年实施第二次对2010年度土地违法严重地区市县一把手的问责。近日，上海等9个省（区、市）的一些严重违法的地级市以及县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被约谈。
值得注意的是，国土部在去年的土地问责中也曾放出过“7月督察、8月约谈、9月问责”的时间表，当时就有人对其中的约谈环节提出质疑，称这样的约谈很有可能会成为“商谈”和“协谈”，将使问责的效果大打折扣。而最终的问责结果，也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这种猜想。
从上次的问责官员名单看，被问责官员主要是处级以下干部，厅级干部仅3人“入围”，无人被撤职，无人遭法办，甚至有8个人已经升迁。此外，73人中均是三四线城市的官员，省会城市官员无一上榜，而且这些人都是地方行政副手，绝大部分官员只是执行者，没有决策权。
出现这样的结果无疑让首次土地问责的权威性大打折扣，这其中与约谈到底有多少关系，囿于约谈内容的不透明，人们无从猜测，但约谈这一过程显然不会对问责的严厉性有什么积极的效果。为何偏偏要进行这样一场约谈？国土部给出的理由是“要问得合理，让地方心服口服”。事实上，“合理”和“心服口服”与约谈没什么必然的联系，只要事实清楚，依据充分，违法的官员没有道理不心服口服，反倒是约谈这种问责模式因为缺乏力度而被公众质疑。
当然，我们也理解国土部对于问责地方官员上“压力极大”的苦衷，然而越是压力大，就更应该让问责变得严肃，减少其中缓冲地带，不然很容易变成相关专家口中的“没有人被拿下，年年问责，依然年年有人违法用地”，如此这般，压力只会变得更大。
其实，在法治社会中，土地问责大可不必费如此周章，我国《刑法》关于土地方面的罪名，覆盖了从征地到用地，再到管地这三大领域。只要相关部门能够严格执法，将违法官员及时移交司法，问责的合理性并不存在什么疑问。
多年来土地违法问题一直难以解决的症结，恰恰就在于问责力度缺乏保障，原政协常委李雅芳表示2001年至2007年间，土地违法只有0.1%的刑事责任追究风险。可以说官员们承担着极小的违法成本。一旦问责制度在真正意义上严肃起来，斩断相关官员土地违法的利益动机，治理土地违法或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来源：华商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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